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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選擇進入直播間,第一眼就是要看封面和標題,是不是能夠吸引他。大家在設置封面和標題時可,以使用主播個人寫真、道具,也可以是主播和直播間產品合影,利用誇張的肢體語言等,充分利用使用者的好奇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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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帳號視頻或者直播的頻率次數,增加活躍度,讓用戶知道你一直都在。也可以借助官方推助流量補補和海淘流量增加直播線上人數。

直播前,在朋友圈或者qq群進行宣傳,讓朋友觀看直播,幫自己增加人氣。 蝦皮Shopee灌觀看人數包月

3、用戶進入直播間後,要想辦法留住他們。 TikTok買直播人數

直播內容尤為重要。現在早已經過了靠顏值和尬聊的直播內容就可以吸引觀眾的時期,主播們要儘量有針對性地去設計一些優質的直播內容。

平時要多看那些成功的播主直播,吸取經驗,多積累可利用的直播話題,慢慢的,使用者就會主動參與進來,直播人氣自然會得到提升。

4、巧用引流工具。 買Instagram觀看人數

引流工具就是我們常說的補單,很多人對補單不以為意,認為為了面子去增加不存在的直播人數沒必要,實際上如今補單平臺那麼多,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的。

在心理學裡面有一個效應叫羊群效應。很多人進直播間,目的都是圍觀紮堆。 TikTok衝直播人數包月

所以當你的直播間人數增多時,很容易引起跟風效應,吸引更多的人來直播間觀看。這裡我建議大家可以先使用一下免費的工具。

5、多站在粉絲角度思考。 Instagram灌直播人數

與粉絲相處不能限於自己的看法,多數時間站在粉絲的角度去思考。

不少的主播嘴上說著把粉絲當作“家人”看待,能做到的少之又少,一開播就要禮物,聊天不回,點歌不唱,這樣做終究是曇花一現,都不是長遠的做法。買抖音在線直播人數

一位印度工程師在中國的見聞,值得每個國人反思  一名旅居上海的印度工程師孟莎美的文章《令人憂慮:不閱讀的中國人》紅遍網絡。孟莎美稱,通過自己在生活中的觀察發現,中國人現在大多數時間都在玩ipad,而很少用于靜靜地看書,這讓她感到很擔心。如果只是發展而疏遠了靈魂,未來的中國可能會為此付出代價。寧可慢一點,松一下……  全文如下:  我坐在從德國法蘭克福飛往上海的飛機上。正是長途飛行中的睡眠時間,機艙已熄燈,我躡手躡腳地起身去廁所。座位離廁所比較遠,我穿過很多排座位,吃驚地發現,我同時穿過了很多排ipad——不睡覺玩ipad的,基本上都是中國人,而且他們基本上都在打游戲或看電影,沒見有人讀書。  這一幕情景一直停留在我的腦海里。其實在法蘭克福機場候機時,我就注意到,德國乘客大部分是一杯咖啡、一份報紙、一本書,或者一部kindle、一臺筆記本,安靜地閱讀或工作。中國乘客中也有閱讀和工作的,但不太多——大部分人或者在穿梭購物,或者在大聲談笑和比較價格。  中國是一個有全世界最悠久閱讀傳統的國家,但現在的中國人卻似乎有些不耐煩坐下來安靜地讀一本書。一次我和一位法國朋友一起在虹橋火車站候車,這位第一次來中國的朋友突然問我:“為什么中國人都在打電話或玩手機?沒有人看書!”  我一看,確實如此。人們都在電話上(大聲談話),不打電話就低頭寫短信、刷微博或打游戲——或喧囂地忙碌,或孤獨地忙碌,惟獨缺少一種滿足的安寧。在歐洲,火車的速度也許已經沒有中國快,火車站的現代化程度也許不再領先,但大部分人是在閱讀中度過等待的時間,即使打電話也是輕聲細語,生怕吵到了身邊乘客寧靜的閱讀。  當然,我知道中國人并不是不讀——很多年輕人幾乎是每10分鐘就刷一次微博或微信,從中獲取有用的信息。但微博和微信的太過流行也讓我擔心,它們會不會塑造出只能閱讀片段信息、只會使用網絡語言的下一代?  真正的閱讀是指,你忘記周圍的世界,與作者一起在另外一個世界里快樂、悲傷、憤怒、平和。它是一段段無可替代的完整的生命體驗,不是那些碎片的訊息和夸張的視頻可以取代的。  當然,網絡侵蝕閱讀是一個全球化的現象,并不只是中國才有。但有閱讀習慣的人口比例在中國龐大的人口當中,顯得尤其稀少。我其實更想說的是,當下的中國,缺少那種讓人獨處而不寂寞、與另一個自己——自己的靈魂——對話的空間。生活總是讓人疲倦,我們都需要有短暫的“關機”時間,讓自己只與自己相處,閱讀,寫作,發呆,狂想,把靈魂解放出來,再整理好重新放回心里。  或許我們對于一個經濟還在迅速發展的發展中國家不應過分苛責——過于忙碌是壓力所迫,并不是一種過錯。但我只是憂慮,如果就此疏遠了靈魂,未來的中國可能會為此付出代價。寧可慢一點,松一下…… 最能引起共鳴和反思的一篇北大畢業典禮發言稿 江南春:反思快的代價,逼自己慢下來 值得父母反思的“三句話”分頁:123

董橋:春日即事  其一  晨起甚冷;推窗但見天色朦朧。有風,街燈在樹叢中明滅。后山小徑上三兩人影蹣跚而過,操粵語高聲闊論家事,夾器官語言不少,可惡!沖咖啡一杯御寒。清理煙斗。讀英國畫家Sir William Russell Mlint與模特兒塞西莉亞軼事,看弗林特裸女水彩畫。塞西莉亞肌膚瑩透,吹彈得破,一頭濃郁長發散發吉普賽野性,頓感randy!此字不可譯,一譯便雅,雅則原味盡失矣。英漢字典譯“好色的”、“淫亂的”,皆不中!翻譯欺人太甚。“那三個婦人皆是一般家數,若論姿色都有十二分,只是風流二字不十分在行”,此句若英譯,譯者亦必死于“風流”二字上頭!  其二  得露絲倫敦寄來年卡,附一信,謂Three Difficult Women一書甚好,不可不讀云云。早年讀英美女作家傳記,近年讀婦女解放運動著作,已深受婦女之“不快樂”  感動,不敢再多讀此類文字。Godfrey Smith在The Engish Companion中謂英國既有女皇,唐寧街十號又有女宰相,甚至法庭中之女法官,交易所里之女經紀,牛津劍橋高座上之女學人,英人都可容忍,而婦解運動者可能還不滿意,認為是裝點門面之化裝術,夫復何言!避孕丸、男女平等法案、同工同酬、婦解運動皆成事實;然而,露水鴛鴦、同性戀愛、女人公社、托兒所等竟摧殘婦女團有傳統意識;魚與熊掌不可兼得,新舊意識形態之交替難免造成今日婦女之困惑。英國婦女如露絲者,皆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半生上下求索而不能自釋,其苦悶可想而知。史密斯曰,婦女有權選擇“快樂”或“不快樂”;此語說來輕松,殊不知男權中心論根深蒂固,婦女雖云解放,心魔難棄,“選擇”云云,又是男性社會學家紙上畫餅耳!史密斯還有一句輕桃話說:在美國男人心目中,英國婦女沒有美國婦女之神經質,沒有蘇聯婦女之雌威,沒有歐洲婦女之棘手;她們依舊是英國男人的“一杯茶”。大男人沙文主義視婦解運動如兒戲,恰似父親之對待小女兒,讓她偶然騎在自己背上玩玩,逗她開心而已。無怪乎名伶Simone Signoret有自傳題目曰:“叫世界停一停我要下車”(Stop the world I Want Get Off),半卑半亢,一語道出婦女之千年包袱!  姑識之,聊資談助云爾。  其三  下午赴商行酒會,皆西裝筆挺之四眼老中青精英。與當事者寒暄數語,即去。  飯后燈下校對江兆申詩作,更喜其收放自如,進退堂奧。江公三藝皆精,但仍數詩第一、字第二、畫第三。復葉嘉瑩信。錄Michel Foucault著作英譯出版資料寄舊同學。睡前讀維多利亞時代淫書三十八頁,甚佳甚佳。年來多以淫書清洗心中之使命感。多讀英文古今淫書,可沖淡自己筆下英文之學究氣;劉殿爵旅英四十余年,英文登峰造極,淺白有致,不知是否得力自此?明日當去信急告夏志清、劉紹銘求證。  夜半得一夢,不可說。  其四  黃昏自希爾頓步行回寓,途經一花店,購freesia一束,清香撩人,撩起串串英倫舊事,亦悲亦喜。英人咸愛花卉,園藝尤精到,文學作品中更不乏寫花寫草寫材寫林之句。George orwell懷舊情切,撰文議論民間古老漂亮之花名今日竟都改成學名,不勝感慨:“二十年前金魚草都叫snapdragon,今日改稱antirrhinum,非查字典根本無從發音。毋忘我forgetme-not漸漸變成myosotis。其他如紅熱火鉗(RedHot Poker)勿管閑事(Mind Your Own Business),愛情浴血(Love Lies Bleeding),倫敦之光(London Pride)等亦漸式微,改成植物學教科書中味同嚼蠟之希臘學名!”WilliamKeble Martin牧師八十七歲出版其七彩版本英國花卉簡介Concise British Flora in Colour,插圖皆親手精繪,至今已銷售千萬本。數日前在艾麗森之古畫鋪中翻得馬丁牧師之彩色花葉版畫一幅,裱工甚精,索價三百港元。艾麗森說,此畫已為某英籍藏家預訂,足見英人愛花成癖。當年首相狄斯雷利醉心報春花:羅斯萊斯汽車發明人種植玫瑰成專家;張伯倫苦戀蘭花;陸軍元帥威佛爾編印戰時詩集,取名《別人的花》(Other Men's Flowers) 。英國是“花癡之國”,信焉。  其五  倫敦藏書票協會寄來第二卷(www.lz13.cn)第二期《藏書票雜志》,逐頁翻讀,趣味無窮。今日中外書癡還是不少,皆樸實老成,無時輩叫囂恣睢之氣,亦多是績學之士,總算教人還有一點寄托。得繼宗三藩市來信,略述搬家搬書之苦,可憐!  其六  是夜失眠。枯坐書齋凝視一架破書、半壁舊畫,記憶竟如劫后之美術館:四壁名畫一幅不留,只剩墻上框痕斑斑!少頃,忽聞窗外夜歸男女嬉笑之聲,開懷到了忘憂忘我之境界!人類之智慧和愚蠢就靠這樣代代相傳。  熄燈。擁被。閉目。苦笑。   董橋作品_董橋散文集 董橋: 另外一種心情 董橋:中年是下午茶分頁:123

張承志:墨濃時驚無語  生存於復雜的時代又面臨復雜的命題,人需要一種更充分的自由。特別對於作家而不是理論家的思想而言,闡述為自己良心感知的內容,特別要求環境的規矩,以限制有意的曲解和誤導。可悲的是,強權的愚蠢干涉,其實往往可以成為避免誤解的條件;而來自依附體制的知識份子、即魯迅所謂智識階級的攻擊,卻會導致真正的思想壓迫。  當然文學就是限制中的創造。前人都是在時代的可怕限制中,完成了輝煌的業績。因此我從來不贊同文學的政治化。今天我依然不會變我的道路為政治,我甚至不是為了抗議,而僅是為著備忘。  只是,我不知道,先賢和前驅們是否都曾經遭遇過這種命運:不僅背負著上百年的屈辱的被殖民史,不僅承受著殘暴的強權壓迫,還不得不與一群如同今日中國智識階級的人同生共伍。  一  二十世紀是個發生了許多革命的時代,我本人只是一個這個時代的嬰兒,就本質說并不是它的參加者。即便如此我仍然覺得,我們在追尋革命後果給我們的教訓的同時,也要究明革命的原因。但是,智識階級制造的流行思潮,在揭露舊革命的悲劇和不人道的同時,正剝奪著人擁有的權利的一種,即在壓迫的極限上選擇革命的、永遠的權利。不僅如此,他們甚至壓迫對革命的想像,壓迫任何對更理想的社會的想像。  這是因為他們并不反對青睞和豢養他們的體制。他們無視特權官僚制度對民眾實施的壓迫和恐怖,也無視世界新體制對貧窮世界的威懾、歧視和壓榨。他們一心傾倒於對西方體制的謳歌,全然不顧西方的國家富強與精神自信,乃是建立在百年來血腥的殖民史之上;也建立在貧窮國家和民族的從屬、窘境、以及受辱之上。他們否認文學的天職,以及知識份子的天職本身拒絕任何從屬;這種天職僅僅是表達人的自由、僅僅是向一切不平宣布正義和良心。  沒有理想的和完全人道的革命。是的,革命往往與人的惡性孿生,遺留下滿目的廢墟和無數的悲劇。革命是被人世的苦難逼迫而誕生,并成為正義的人心的向往的;但它確實又往往在人世的腐蝕中變質,因此被人恐懼和舍棄。  在這樣的革命的世紀末,總結革命和諸如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嚴肅性和復雜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恰恰是在這時,今天的智識階級掄著棍子,壓制著言論的自由和思想的表達。循環之後沒有改變,他們一如迫害過他們的棍子前輩。  出於這樣的思想,十幾年來我一直思索著關於革命的問題,這個思索由於紅衛兵時代的原罪即骯臟的血統論,甚至漸漸成了痛苦的內心折磨。但是今日批判血統論的危險,比起60年代的思想先驅和犧牲者所面對的,究竟有多大的改變?關於這一點,請原諒我不能更細致地論證。  1993年是毛澤東誕生一百周年。當時日本巖波書店的《世界》雜志約我寫一篇紀念文。對一個作家來說,我初次體驗了不能使用母語寫作的滋味。由於心頭的陰影,我甚至有意對一些漢字只用日文假名。對人的權利,對政敵和階級之敵的人道,也許是毛澤東和他的時代必須面對的置疑。我對毛澤東提出這個根本的置疑,但是仍然用我的語言對他實行了必要的辯解。因為人依然可能依靠他的革命和造反思想來解放自己。  同樣,我在日本出版了一部關於早期紅衛兵歷史的著作,我不能用中文出版。因為,無論是我對從紅衛兵運動一開始就存在的,可以稱作60年代的最大罪惡的血統論的自省和揭露;還是我對青年以及民眾的反體制權利的堅持兩點都被今日的霸權所不容。我特別強調的是,智識階級的話語霸權。  我不從屬於任何政黨或運動。我拒絕一切政治形式。我僅僅用文字表達了這種思想。我認為在這種前提下我擁有一切表達的自由。但是我準備面對的是因此遭受的圍攻;智識階級在竭力教唆。昔日受難的犧牲者,會因為公開的思想,和這思想的被丑化,而覺得找到了仇敵。  我選擇了使用外國語,最低限度地表達思索的方式。但即便如此也不被人放過,那些智識階級雖然不讀外語,卻處處著文污蔑他們道聽途說的、我對紅衛兵的自省。他們竭力把我漫畫成一個殘馀的「四人幫」份子,企圖挑起人們的誤解,把我引向人們對往日悲劇的巨大仇恨。  不,我沒有表達關於革命的反省的自由。  二  在前南斯拉夫的波黑地區,以及高加索的車臣地區發生流血危機時,我非常盼望讀到更多的消息,但是不能。我感到不可理喻,因為多民族的中國更應該讓人人都思索這種問題。自由與和平,沒有比它們更重大的一對命題了。我深知中國存在著的矛盾,比起它們遠遠有過之無不及。中國史證明,在這類危機發生時,人常常顯得更嗜血。已經迫不及待,已經千鈞一發,應該及早地告誡人們,必須注意尋找未來的、共存和平和相互敬重的道路。  奇異的是,可以說是和平主義偉大導師的列夫.托爾斯泰有一本《哈吉.穆拉特》。重讀時,我驚異地發現正是這位百年前的高尚作家,為我們從源流到結論地,解釋和指導了車臣問題。  《哈吉.穆拉特》是一本小說,我非常想為它寫一篇讀後感。不用說托爾斯泰對包括車臣部在內的、高加索諸族的知識、他對伊斯蘭蘇菲派內部的熟悉令人感動;托爾斯泰對國家恐怖的批判基點,以及對反抗者一方的施暴的批評,還有他對脫離武力和暴力的第叁種選擇的文學化描寫,使我得到了深深的教益。  但是使我沒有動筆的原因是,中國的一些知識人,在我的涉及中國回族的作品《心靈史》出版後,一直致力於把我丑化和漫畫成一個宗教狂。時值日本發生了奧姆真理教施放毒氣的事件,這個新聞使他們如獲至寶,他們不求甚解就馬上用來隱喻我。他們的攻擊,已經離開對我的作品的哪怕是曲解,而開始編造莫須有的、所謂我的觀點。無論日本的奧姆教份子,還是激烈地討論奧姆教風波中引發的,世紀末的信仰喪失與新興宗教社團、科學主義與迷信思潮、國家權力與宗教管理法(因毒氣威脅而補訂日本《破壞活動防止法》)的權限、討論國家與自由民主之間關系的日本輿論界,都不會想到:奧姆教的放出的毒氣,正在經過一些中國知識份子的擴散,窒息著艱難地維持著信仰傳統的中國伊斯蘭教。也許,奧姆教的最大惡行,就是它為針對中國伊斯蘭教的、至少是思想上的壓迫,提供了一種候補罪證。  作家蒙受怎樣的命運并不值一提。我無權因為我個人的文章,使得倍受壓迫的中國伊斯蘭教的處境更困難。因此,我對他們對於我的批判,采取了沉默的態度。我有意回避這個題材,在整整一個1995年,沒有在寫作中涉及我熟悉也是我感情所系的中國回民及其宗教。1996年和1997年,大概也會大致如此。何止關於《哈吉.穆拉特》的讀後感,我在許多散文中刪去人的故事和思考,只留下風景描寫。我為了骯臟的火不至於燒到窮苦的信仰者的身上,規避叁舍,壓抑抒發,寫了許多實際上是半截的文章。  我只想說:在中國,在有著長期的歧視少數民族、以國家恐怖主義壓迫底層和民間信仰的歷史傳統的中國,在話語霸道的支撐下,大談特談他們根本不懂的奧姆教、原教旨,是助紂為虐,是知識份子的良心不能原諒的卑鄙行徑。  同時,把在民主政治的宗教法原則下出現於二十世紀的、多如牛毛的新興宗教團體(其中一些只是競選的工具、漏稅的公司,或黑社會式的集團)的個別犯罪,故意地與有著十億第叁世界信者的、自久遠以來就是世界文化傳統之一的伊斯蘭教相聯系,也顯示了這些智叟的無知。  應該說明:他們的原意要小得多,他們不過是對我的作品進行消毒而已。除了把我導讀成一個「四人幫」主義者之外,他們的第二槍是把我宣傳成一個伊斯蘭教原教旨主義者。當然,甚麼叫原教旨主義,他們是不打算搞明白的。關鍵在於這個惡謚符合當今國人對大眾傳播媒介制造的、對國際伊斯教的輿論和壞形象的不求甚解的口味;這個惡謚如同密告,它翦滅著作家賴以存身的有限天地。  本來我企圖以對中國伊斯蘭教特別是蘇菲派的介紹,來探討中國的信仰問題。我幼稚地以為這是一條救助中國文明的有益建議。但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當代的中國智識階級為求挽救垂死的文學、保持體制給予的既得利益,以及控制中國的文化霸道語境,根本不惜犧牲民眾的艱難信仰權利。  我以為,對於健康的民族而言,歷史縱有浮沉,但文明的魂核一直沒有受到大的傷殘。在文明發生劃期的更迭時,應該注重感受那些長久永恒的文化因素。我為此寫作了一批與中國古代精神有關的散文,當然,我以我的個性和好惡選材,表達的也是我偏愛的情感。比如我描述了《史記.刺客列傳》和它的那些家喻戶曉的人物帶給我的感受。  其實我還遺憾自己沒有本質的創造。我不過重復前賢,甚至重復一種常識。我不過在自己的散文中提到了「清潔的精神」,歌頌了許由、屈原、荊軻、海瑞和高漸離。強調了中國古代文化中的「恥」、「信」、「義」,關系著中國的信仰,是文明的至寶。  我不能想像就是這樣的舊式文字,也要被今日中國的智識階級所不容;居然連這樣一點撫舊的抒發、感受的自由,也要遭受政治告密式的批判。文化的抒情成了被誘導向恐怖的政治。我被他們漫畫成「死不悔改的紅衛兵」,我的宗教著作和文學散文,被說成是專制主義、民族主義的煽動。在這樣的卑鄙的導讀之下,我必須考慮可能的文字獄。  他們從來不引用我的原文,哪怕一個完整的自然段。久違的莫須有,居然在強權專制之外的文學評論中出現了。  不,我沒有表達關於信仰的建議的自由。  三  如今的好文章如鳳毛麟角。讀《第十二座雕像》後,覺得真應該印發北京老百姓人手一冊,把梁思成的北京古城墻環城公園的設想圖,貼在北京的每一個建筑工地、每一個公共場所門口。  終於有了對梁思成先生的懷念。也許,懷念都要在羊亡牢毀以後才能舉行。對梁思成先生的懷念,雖然在今天人們終於明白了北京故城的郭墻不僅是亡羊般的文物,而且是空蕩蕩的烏有之後,而顯示出其意味的冷峻與莊嚴;但是,也許還可以等到明天。等四城內的市井和街區全都化為烏有,等骨架之間的血細胞、以及千年傳統都蕩然無存時,再來紀念梁思成。那時不僅是建筑界和考古界,那時人人都會理解梁思成,甚至人人都會尊重地翻看梁思成關於中國古代地面建筑的圖冊,會有那么一天,只是那時人人都會覺得此恨綿綿。  只是今天憂國者不僅僅被笑為憂天,至少要被打成文化冒險和專制主義。學習梁思成的責任感,至少對於我,是更難了。  如今的毀壞,已經越過城市的門墻骨架,進入了血肉之間。南在云南,北在北京,到處看著古式的街道,從屋到街,在喧囂的機械轟鳴中,不幾日,就被推土機成排地掀翻消滅。  這是一場真正的戰爭。一方是權力和金錢,一方是古老的文明。我們已經看見戰後的廢墟。它們就是覆蓋一切混凝土方塊,就是些怪獸般的商廈,就是那些永世也嫌不夠、拆又修的汽車道、水泥橋。  但是誰敢反對?市民們緘口於放下一張竽的可憐夢想。太久了,我們已經不習慣理直氣壯地追求更具人性的理想生存。智識階級呢,他們在忙著把自己打扮成洞達潮流的智者,如當年犧牲古城墻一樣,看殺豐富的街區。  恕我舉例之僻:應當說這一場默默展開的環境大戰中,抵抗的又多是一些古老的穆斯林街區。自古以來,他們的社區還不僅是一個屋頂和一張竽,那里有著他們賴以為生的行業、有著他們生活中一切特殊的婚喪食用的文化、有著他們的親族和社會結構,當然,還有著他們的精神寄托。  無疑他們更加無援;有誰理解他們呢,有誰同意他們的斗爭其實也是對這衰老文明的護衛?他們絕望的斗爭(其實只是爭辯一番),從來沒有得到過中國知識份子哪怕一聲的正義支援。  根本不存在他們的語境。拆除他們的古來社區,也許不僅是建設的原因。拆除它們所引發的,不僅是環境或文化問題。同樣,討論包括這個特例的城市和環境的問題,馬上就會被我們親愛的智識階級抓住辮子,使喜慶的城建小論,變成陰森的政治。沉吟再叁,這不是一個時髦的環境保護問題。  不,我沒有表達關於環境的擔憂的自由。  四  以前,人們常說,書被催成墨未濃。但是提起筆來——一個個黑沉沉的窟窿像眼睛般地在盯著,如陷阱如槍口,我遲疑地撫摸著手里的筆。或者不提及甲和乙,只寫丁?寫大自然的撫慰,寫百姓的人生?可是跳過甲乙、一步到丁的寫法是困難的,用甲的認識和情感來描寫丁,一句句不倫不類。  在選擇了對政治的規避,在選擇了對官階和俸祿的拒絕之後,甚至選擇了對任何派門閥黨的區別和獨立之後,我已經選擇了我的文學道路。我以為文化、學術、藝術的領域已經足夠遼闊。但是,現實告訴我不是這樣。  世界被推向民主,無論如何也只能被推向民主。而今天我們愈來愈感到,民主的最後的敵人就深藏在人的自身、特別藏在人反對異己的行為之中。  是否左翼思想的表達必須為左翼甚至極左的政治負責;是否關於毛澤東或革命問題的思索必須為毛澤東或革命以及政治運動的一切後果負責;是否關於荊軻的審美等於支持一切「國際恐怖主義」和一切流血;是否描寫了受盡歧視、壓迫和屠殺的中國回民的一點心情,必須對世上的伊斯蘭世界的一切現實負責;是否歌頌古代「潔」的精神就必須對現世的一切不潔負責?  是否理論就等於與這個理論相關的社會、政治和歷史的運動;被社會的運動裹挾的個人,是否就等於運動本身;人生而有之的權利,是否包括「極端」的感情表達;如果作家不是使用行為、而僅僅是在王法之內以筆寫作,那麼究竟能不能達到表達的自由?  究竟人們是否真地承認作家的——寫作的天賦之權?  但是如今是究明這些原初問題的時候麼,讀著我迂腐的疑問,那些炎黃精英可能早就哈哈狂笑了。近日作家韓少功的遭遇,深刻地說著思想的環境。  韓少功并無如我的歷史劣跡和可疑背景,但是木秀於林風必摧之,他處此群類也難免浩劫。他為屈原懷沙自沉的汨羅,他為文獻之邦的楚地和中國,沉吟心血獻出的《馬橋辭典》,換來的回報竟是一盆污水。只是因為一部外國小說的書名在譯成中文時也被叫做「辭典」,於是他對這病弱的文明的舉獻就被一筆抹成了一個滑稽的丑鬼。紛紛揚揚之中,他被丑化成了小報上的國際小偷,對外國人的書臨帖擬作、全盤照搬!我想,若要打倒一個作家,最妙的戰術大概不過如此。  韓少功選擇了憤起自衛。然而,面對著韓少功的受辱,卑鄙的公允照例慢條斯理地出現了。韓少功被勸解、被開導、被閑話、被憾意十足地搖腦袋、被教育以寬容謙虛的文字常識。已是一張淋漓的花臉,又被粗粗地涂上一個黑邊。就像他的同鄉譚嗣同所說,因此而中國所以不倡。  從韓少功在遙遠的南國發出的嘶吼中,我又一次聽見了良知的痛苦和濺血。我屏息聽著,無法感到一絲輕松。至少,很多人比我更清楚;本來這些毒箭曾經原樣地、陰沉地瞄著我。  沉吟良久,放(www.lz13.cn)下了筆。對於任何真正的作家,對於追求批判的思想,對於一切企求價值的心來說,如今是墨到濃時,方驚無語。在這個誰都并沒有被人強制,每個人都寫著他要竭力宣揚的文字,每個人都享有歷史漏給的契機的二十世紀之末,我處在依附體制的文化的重逼之中,心中吃驚,不可理喻,找不到我的語言。  我不愿補充說,文學化的思想表達不僅需要自由原則,還需要神領意會,需要心有靈犀。我拒絕由於自己的處境,被迫地逐句解釋自己的作品。我不會為了個別的惡意,就急著申辯說,我并不是一個不剩地敵視知識份子,我只是抗議流行中國的某種思潮。  我并不奢想以孤單的微力,獲得聲音的傳播。我準備在他們占據的時代,活下去而且盡力而為。我并不太看重這種語境的壓迫,我只想記上一筆備忘,把一切都托付給遙遙的明天。無疑明天會有公理,良知是偉大而洞察的。會有平和但更是嚴峻的評判——評判歷史曾經給予機會時,稱為知識份子的人們的觀點和行徑。  也許我會不幸言中,如此的民族如病在膏肓,如此的文明會步步衰敗。但是人類的公理會感傷地嘆息,更會正義地譴責。我相信歷史的希望。我堅信人類的良知。我信仰不流血也沒有地獄、但是有悲痛批判的末日。 張承志作品_張承志散文集選 張承志:美麗瞬間 張承志:頂峰分頁: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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